公告！2022合肥市在全国成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中启用重置考点

搜狐财经：国民权益基金如果按股份分给每一个人的话，人们是不是应该有权转卖？陈志武：对。

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很强的影响，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中也很有影响。当然，这些情况都在改进，但与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相比，改进的速度还是很不理想。

但是，多年来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税法不严又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纳个人所得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但由于广大干部经验不足，一部分干部误解将公平放在兼顾从属地位，还有一些地方与部门官员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使许多能解决的社会分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如垄断行业的个人收入与非垄断行业相差几倍，同样素质、同等努力的人群待遇不公正，等等。争论的另一方则以社会公平的名义，竭力反对在目前法律缺位、国有资产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况下，将国有资产贱价或白送给少数人，让他们一夜暴富。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体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尽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邓小平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另外很重要的宏观环境因素，是1994年中国主动大幅贬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国内工业的成本优势得以发挥，与国际市场打成一片，中国制造更开放地涌入世界市场。

比较之下，外销订货数目巨大，回款的信用好，特别是交易简便，签了合同、发个传真就可以做生意。我自己是刚看了东莞的几家工厂，很乐意利用这个机会再看看温州。温州人的本事是做市场，十万经销员打天下，进而承包商业柜台，然后搞起遍布神州的经销系统，终于带出闻名天下的温州制造业。怎么会呢？温州总不像东莞那么依赖外销吧？听到我的问题外行，钱金波决定细说从头。

历史的轨迹很清晰，离开了开拓国内市场的经销能力，温州人的创业之梦——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怕是圆不成的。是的，温州工业——珠三角的制造业也一样——原本就是做内需起家。

印象最深的，是红蜻蜓的老总钱金波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上的那一课。大量中国制造品源源不断地外销全球市场，其实是利用了现成的境外商贸、物流以及金融等方方面面的服务，也就是借现成的境外城市达成了中国制造的出海。举凡纽扣、像章、眼镜、鞋饰、低压电器、小家电，这些当年赫赫有名的温州小商品，我们想不出有哪样不是冲着国内消费者而生产的。他认定，红蜻蜓遍布全国城镇的1000家自营门店和3000家加盟店，才是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从道理上看，向内转具备可行性，因为外需走弱明显改变了中国产品在内、外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看不见之手终究会牵着厂家之手向国内市场的方向走。好歹我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销售网灵敏地知道市场动向，可以及时调整。我问：行业怎么样？他说降得更凶，怕30%还不止。须知中国的出口在最兴旺的年份，几乎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出口导向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遮蔽了中国经济的一条软肋，那就是城市化滞后。说白了，在现实条件下能够替代外需这匹大马的，只是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的内需。

要明白，接单工业绝不是不要创意、设计、融资、分销、物流以及售后服务。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单化了的中国制造，要转向开拓内需市场，非借国内商业与服务业的跳板不可。

来源: 经济观察网 进入专题： 中国制造 。接单工业就不同了，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减缩，没了订单，就像电灯突然拉掉，屋子里马上漆黑一团，谁也摸不着门。虽然购买力的绝对水平还是外高内低，但这些年国内消费市场扩容也不小，加上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不可阻挡地升值，风助火势，中国制造部分转内，应该大有可为吧？恰恰是2008年10月的温州之行，教我懂得中国制造转内绝不容易。尤其是看到业内那么多厂家亦步亦趋转接单，他把心一横，不但谢绝了超大订单，而且把当时已占公司30%产出的贴牌生产，也转为通过自己的渠道行销。不知怎么搞的，主办方还点上了我作陪。别看国际订单压价狠，毛利率低，可是走货量大，麻烦很少。

这就是上期本栏目概括的，中国制造借了世界商业和服务业，借了世界城市，然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市场。传统的温州商业模式，即做市场、带工厂，也一路转为接单工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使过往每年20%-30%正增长的出口，骤然降为20%以上的负增长。那时，国内鞋的市场竞争激烈，杀价无情，还要跨地域管理庞大的营销网络，遇到经济景气波动，收货款都难。

问题是，世界工厂的多年繁荣，并没有为中国备下一个消化得了超前工业化成就的国内城市这个判断到位，决心和魄力才能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口号。

我的想法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至少不能低于40%，那就是说现在每年至少需要有2个百分点要提高。第二，看到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依赖性在增大。第一，是把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总目标，这个思路已经很明确了，而且同步不是虚的，应该是实际的，这一块已经列入国家规划，可能会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目标已经形成。最重要的是，政府对问题的判断应该到位，明白现在利益失衡是一个突出矛盾。

而拉动消费，就需以改变收入分配体制为入口，破除收入分配不公、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率下降等问题，构建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记者：结构性减税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解决？迟福林：首先是个税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个税实际的征收很不到位，尤其对高收入群体很多成本交到企业去了，真正交的是白领，零打零算的，所以个税的调整无论是标准还是实际的手段都要考虑。

第三，各方面反映的问题也很突出，部委再博弈，基本的事实不能违背，这包括：1.收入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农村这两年虽然是2位数的增长，但对多数人来讲收入水平总体来说变低了。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大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看得很清楚，但现在公开透明度不够，很多腐败问题掩藏其中。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今年之内就会出台。

现在需要多方面解决这一问题。记者：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很多事情本身是政府对自己动刀子。第三，观念的问题，政府要形成共识，到底转型发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利益关系。第二，对中小企业减税。

第三，不仅仅是对社会体制改革，还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要靠鼓励创业，经济发展不能仅仅靠大企业，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

政府对问题判断应该到位记者：垄断行业的国企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会产生挤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迟福林：垄断行业要打破垄断，在竞争性环节放开，既对垄断行业很重要，也对民营经济发展很重要。那么，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没有形成共识？在今年就要出台的时间约束下，是否能出台一个完善的方案？这一方案又是否能够落实？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如果10年达不到40%以上的比例，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第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护为重点的制度安排。